特稿：北京对港管治从被动转向全面主导

国际舆论多认为，北京在过去10年加强了对香港的管制、缩限了香港原有的自由，以及香港人对普选落空的失望，是导致香港局面过去10年迅速恶化的导火索。受访大陆学者则认为，香港局势的演变，与国际格局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密不可分。

1997年7月1日零时，英国正式把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过去25年，从“井水不犯河水”，到强力整顿香港政治环境，重写香港的选举规则，北京对香港的管治从被动转向全面主导。

国际舆论多认为，北京在过去10年加强了对香港的管制、缩限了香港原有的自由，以及香港人对普选落空的失望，是导致香港局面过去10年迅速恶化的导火索。

受访大陆学者则认为，香港局势的演变，与国际格局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密不可分。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受访时，把香港回归中国后的25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7年至2012年。

他形容，这期间“一国两制”表现为“香港高度自治、中央权力高度自我节制，放任香港延续原来的制度和发展模式”。

香港在这期间也发生过一些风波，例如2003年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的“七一”游行、2012年反国民教育风波等。

但田飞龙认为：“从中央政府到香港建制派、泛民主派，都能在‘一国两制’下取得共识。所有斗争也都是在法制轨道内进行，没有人提出超出体制的激进政治目标。”

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后的10年。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央政府对香港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北京也在2014年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两制仅能从属于一国，还特别提到要警惕外部势力。

田飞龙说，这期间香港的民主抗争越来越激进，追求的政治目标除了一人一票的“真普选”，也包括以香港本土主义为基础的完全自治，甚至是港独，导致北京难以继续维持给香港的信任和空间。

这10年里，一个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是中美关系恶化。田飞龙指出，中美关系演变成接近新冷战的状态，“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和西方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平台，就会承受中美关系波动带来的巨大冲击”。

不过，有观点也认为，美国因素对香港局势的影响，其实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就已埋下种子。

1992年，大陆歌手艾敬的一首《我的1997》在中国大陆唱响，唱出普通大陆民众对香港回归的期盼和对香港生活的向往。这一年，还发生了三件与香港相关的大事：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南巡、彭定康成为末任港督、美国通过香港政策法。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正思香港顾问公司总裁陈少波受访时指出，邓小平南巡对外释放了中国坚持继续改革开放的明确信号；政客出身的彭定康被委任为末任港督，试图为英国在1997年后延续在香港的政治影响力做准备；美国通过香港政策法，则是要在冷战后接替英国继续影响香港，把香港打造成一个面向中国大陆、有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示范区。

回归初期在香港问题上 中美有一定程度相向而行

陈少波认为，香港回归初期，中美在香港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相向而行。“北京很清楚，只有通过香港，才能同国际经济秩序接轨。”

因此，北京一开始对香港采取较“被动”的管治方式，甚至一度严格控制大陆高干出访香港。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也多次以“井水不犯河水”和“河水不犯井水”，阐释他主张北京与香港互不干预社会政治制度的立场。

不过，各方对香港的发展始终有不同想象，这成为不可化解的矛盾。陈少波分析，北京希望香港成为世界走进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而美国不仅希望在香港推动自由经济，也试图从政治上影响中国。

他说：“美国在香港推动民主，希望让亲美势力掌握香港政权，落实西方的政治理念，这在后来也演变为中美围绕香港管治权的争夺。”

从2003年“七一”游行，到2014年的占中和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陈少波认为，这些事件背后的核心都是管治权争夺，是围绕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的较量和博弈。

陆港经济实力此消彼长

政治问题也伴随陆港经济实力此消彼长，以及自由行开放后大量陆客涌入香港，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与港人产生冲突，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此外，香港内部房价高企、年轻人上升空间有限等社会问题，也令不满情绪累积。

田飞龙指出，很多港人没有获得感、感到不公平，对体制的不满又在香港特定的环境下，被整合引导到追求“真普选”上，认为要改变不公平的现状，只能寄托于“一人一票”的选举。

“这些来自经济、民生、社会领域的张力矛盾，被引导到社会运动中，加剧香港反对派与中央的分歧和斗争，双方的互信越来越薄弱。”

矛盾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时达到顶峰。这场民运活动后，北京强力介入，在2020年重拳祭出《香港国安法》，并在去年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以此掌控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在北京加大对香港的影响力后，香港的自由环境已大不如前。“50年不变”的承诺在时过一半后会被逐渐蚕食，是相当普遍的担忧。

对此，田飞龙认为，北京决心实现民族复兴和融入全球化，香港既然是全球化的一个关键平台，“一国两制”就会坚持下去，但它会按照中国主体战略和香港国际地位巩固的需要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