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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凌:中美各自底线的认知与演绎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4-04-25 07:45
王飞凌:中美各自底线的认知与演绎

美国对中国及其崛起的认知和因应,看起来是多元而游移的,颇有许多出于自负和无知的忽略、蔑视以及一厢情愿。其实,美国也还是有一条比较持续的基本判断:中美之间在制度上、价值上、世界观上,是根本性地不匹配。

如今的中美竞争领域日益广泛,影响极其深远。美国意在维护所领导的现行世界秩序,即二战后版本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于私,这属于国际关系中自然常见的大国维持霸主地位,无可厚非;于公,作为世界秩序,这一国际关系体系比起其他选项,如世界帝国和无序丛林来说,应属最不糟糕、比较可取的。

中国近30年来,受益于国际关系下的大国竞争,经济崛起。因内部组织结构的独特举国体制,北京能够集中和使用远超比例的庞大资源,在国际舞台上既富且强,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于私,这也是属于国际关系中自然常见的大国争霸,无可厚非;于公,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与美国/西方不同的中国,势将不同地规范和引领各国的行为,必然会对世界秩序产生系统性影响。

这一影响看来有两种可能:新世界领袖中国也许会改变和改善那虽然最不糟糕,却远非尽善尽美的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但基本还是维护自己的那套;它也可能会复兴中华世界里千年传承的天下一统之中华秩序,建立一个单一主权政治,从而重组整个世界秩序。

两种可能,孰去孰从,对美国、西方、全世界包括中国人民,皆意义莫大焉。如果中国是一个价值规范与世界(主要是西方)基本合群的崛起大国,有更新更佳的能力,要取代美国去引领和改善世界,有何不可?这样的中美竞争基本属非零和,还完全可以是正和,可谓多多益善,惟优者胜。许多美国学生就很痛快地对笔者说过,如果中国不仅类似美国,还做得更好,“也可以领导世界啊,不行我们就移民过去呗,讲汉语、用筷子,没问题。”的确,美国人本来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如果崛起强大的中国坚持与西方殊异的制度理念、价值取向和世界观,以力依术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取胜得势,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消减西方的相对利益与力量,系统性地改变世界秩序,整个美国和西方的生活方式,由此都将面临一个生存与否(existential)的挑战。美国理所当然地要视这样的中美竞争,为一场具有无与伦比大赌注的零和博弈。如不全力以赴、全面竞争,于私于公,华盛顿都是既不负责任,也显然愚蠢的。

谁来定义国家利益

一国外交政策通常由所谓国家利益所定义和驱动。国家利益有许多组成部分,从独立主权、国土与生命安全、民众民族的各种利益和需求,到执政者的党派与个人政治利益等等。它们时常重合一致,但也时常会分离乃至对立。在外交政策里,于是经常见到这些不同的利益得到不同的加权侧重、区别对待、兼顾或取舍。一般说来,国家与民族利益应该高于执政者的政治利益;但是在实际外交中,为了执政者一时一人一党的政治利益,而忽略乃至牺牲国族与民众利益,古今中外均不罕见。

自1949年以来,北京一贯而明确地视中美关系事关“亡我”,是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属于一场零和或接近零和的大博弈。这里的“我”应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规范,而不是中国,因为从来没有几个美国人要去灭亡中国,更不用说屠戮华人。与西方的友善和交流,对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富足从来都是至关重要,绝非零和;随之而来的在价值理念和世界观上与西方的靠拢合群,即所谓西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中国70多年来对美外交的主线,一直都是在政治利益的主导下,防范、对抗和取代美国。具体做法和力度,则视其对国际,尤其是中美力量平衡的算计而定。

近10多年来,一是国力大增后觉得毋须再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二是亟需抵消日增的西化社会政治影响,防止和平演变。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所说:“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北京于是全面展开全球性的与美斗争、强化原本的与美国半脱钩、与美国的敌手建立各种朋友圈;尽管中国的收入与技术还是主要来自美国,中国人对外移民的主要去向也还是美国。要在经济科技上学习乃至赶超西方,又要拒绝那些创造和规范着这些“西用”的制度与文化。

美国对中国及其崛起的认知和因应,看起来是多元而游移的,颇有许多出于自负和无知的忽略、蔑视以及一厢情愿。其实,美国也还是有一条比较持续的基本判断:中美之间在制度上、价值上、世界观上,是根本性的不匹配。

1940年代末,还是国会议员的前总统肯尼迪,与尚未“隐去”的麦克阿瑟将军就都认为:中国从盟友变成了一个持久的“祸患”和挑战。随后的朝鲜战争,更是令美国开始了20多年的对华围堵与和平演变。以“遏制战略”闻名的凯南(George Kennan)一直建议要关注但孤立北京,反对尼克逊总统访华以及其后的接触政策。

为了对付更主要的敌手苏联,尼克逊成功开启对华的所谓现实主义外交。但他和几位继任者似乎都很快丢掉了他自己1967年号召过的对华“两手”策略,即接触和促变。与中国建交的卡特总统以主张人权外交闻名,但他最终颇招北京反感的促变言论,大多都是在他离开白宫以后。

苏联崩解后,对华投资贸易的巨大实利,加上认为通过各种交往,就会自动促成和平演变的所谓“中国幻想”(China fantasy),主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给了努力“闷声发大财”的中国一段天赐良机。克林顿总统虽然宣称北京站在“历史的错误一方”,但还是促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中国经济尤其是外贸的飞跃成长。

如笔者前述《中美竞争是零和博弈吗?》(《联合早报》2月13日言论版),美国直到小布什政府以后,才逐渐重回对中国以及中美竞争的初心判断,和“既要又要”的全面竞争心态。2011年,奥巴马总统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因为这有益于世界也有益于美国,但必须要确保国际规范。2023年,拜登总统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美国将继续与其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努力,为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但同时也要管控得当,该合作的还要合作。

由此,中美双方对中美竞争的认知渐趋一致:既有零和博弈的基本属性,也有非零和的诸多“又要”,且还有转型为基本正和博弈的潜力。

作者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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