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芳：“社死”VS 该死
早点
芳生说
去年8月因在日本靖国神社拍照掀起舆论风波中国演员张哲瀚，本周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原因是粉丝群起发声，希望为他的“社死冤案”平反。
本月21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以“网络时代人格权刑事保护”为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五起社会性死亡的典型案例，规范了这类案件的处理方式和审判标准。
最高检检委会委员、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在发布会上表明对社会性死亡的重视，强调这些案件虽然看似“小案”，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天大的事情”，引起公众对社死案件的关注。
“社死”一词去年成为迅速蹿红的网络用语，它最早源自托马斯·林奇（Thomas Lynch）的小说《殡葬人手记》。原义为在亲友和邻居所公知的死亡，即在别人的舆论中消失。
传入中国后，社死有了两层新的含义。在年轻人口中，社死大多是个玩笑话，指的是在社会大众面前出丑，恨不得马上消失；另一层意思，则是指网暴和舆论公审导致人们在重大的舆论压力下，生活和工作受到影响。
最高检典型案例的发布，释放出明确的信号——社死不是儿戏，网暴和舆论公审是必须通过法制手段，严厉防范和制裁的社会风险。
严重的社死案件近两年来在中国频发。去年7月，杭州一名便利店老板偷拍了一段少妇取快递的视频，并伙同朋友分别饰演快递小哥和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小富婆”在微信上聊天，编造出一段“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剧情。事件导致影片中的女子在网上受到辱骂，甚至被公司辞退，并患上抑郁症。
前年2月，河北也有一名男子发布前女友裸照，导致该女子服毒轻生。上述两起案件都被最高检列为典型社死案例。
社死或许是新鲜的流行语，但其核心是存在多年的网暴和舆论公审问题。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近三年来在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也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议题。
新加坡2019年正式修订法令，把恶意公开他人隐私（doxxing）的行为，列为新的刑事罪。同年10月，韩国女偶像雪莉轻生后，有韩国议员发起提案，呼吁政府出台推出“雪莉法”，禁止网络恶意留言。澳大利亚则在去年通过网络安全法案，要求社交平台公司和网站在24小时内撤下被视为网络霸凌的内容。
各国的条例和政策实施阶段不同，但都有着同样基本原则——法律必须保护个人的隐私和尊严，舆论不能成为是非黑白的审判者。在杭州和河北的两起案例中，个人隐私与尊严显然也是最高检重点保护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2月曾轰动一时的“辣笔小球”侮辱戍边英烈案也被列为典型社死案件，但原因和上述两个案例不太一样；不是因为受侮辱的官兵因此受到舆论公审，也不是因为辣笔小球因其言论受到网民攻击，而是辣笔小球歪曲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引起公众强烈愤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最高检在阐述这起案件时指出，辣笔小球不当言论在网络上迅速扩散和蔓延，引起网友对其口诛笔伐，“恰恰说明其言论严重伤害民众情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似乎说明一个道理，个人的隐私和尊严固然重要，但一旦触碰到敏感的国家议题、民众情感和公共利益，将凌驾于个人的隐私和尊严。
回到张哲瀚，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后，一些张哲瀚的粉丝称他是“最大的社死受害者”，要求政府立案调查，还张哲瀚“作为一个公民的人格权”。这引起了部分网民的反弹，有网民称张哲瀚不是社死而是“该死”，也有网民指责张哲瀚“发动粉丝”为自己洗白。
围绕张哲瀚的舆论反弹并不令人意外，毕竟靖国神社拍照事件触碰到民众情感的底线，已经不只是个人隐私和尊严的问题。
社死和该死之间，“民众情感”是模糊的一条分界线。民众情感是个复杂的议题，对于敏感政治课题，每个人心中各自有长短不一的一把尺。最高检可以通过典型案例为社死案件提供明确的规范，但社死和该死之间的界限该如何划分、由谁划分？这不是几个典型例子能解决的难题，还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