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也要管？ 中国女性为生育自主权惶惶不安
中国是全球堕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去年的出生人口只有1062万，堕胎次数和出生人口几乎持平。居高不下的堕胎率，加剧了中国的人口危机。有关官方试图从减少人工流产着手，改善妇女生殖健康，推动人口增长。
去年9月，单身的李君一边参加公司的电话会议，一边在北京一家私人诊所求诊；这看起来像是工作人士平凡不过的日常，但她不是为了头痛腹泻的小毛病挂号，而是在安排一次攸关胎儿生死的人工流产手术。
中国是全球堕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报道，中国过去五年来每年的人工流产次数达到950万次左右；也有分析估算，中国每年实际堕胎量超过1000万。相较之下，中国去年的出生人口只有1062万，堕胎次数和出生人口几乎持平。
居高不下的堕胎率，加剧了中国的人口危机。在上月底公布的《中国计划生育协会2022年工作要点》中，把“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列为今年的重点工作，试图从减少人工流产着手，改善妇女生殖健康，推动人口增长。
计划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弹，不少中国网民担心官方可能禁止未婚女性堕胎，相关舆情延烧近一个月。计生协至少三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澄清“干预人工流产”主要是加强教育咨询调研服务，重点对象为青少年。
不过，一些和李君（化名，34岁，媒体业者）一样有过堕胎经历的未婚女性，对计生协政策并不买账。
李君是一名坚定的不婚不育主义者。她认为，一旦女性决定堕胎，多少咨询和援助措施都不可能改变她的想法，因为堕胎的选择，反映的是女性长久建立起来的生育观。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可能轻易改变。
2019年，李君14岁的侄女因抑郁症轻生，这起事件长远地改变了李君的生育观。李君的姐姐和姐夫奉子成婚生下女儿，但两人的家庭并不幸福。姐夫和家中长辈也因重男轻女，长期对侄女置之不顾，导致侄女从未感受家庭的关爱。
她说：“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生孩子，对大家来说都太痛苦。侄女的离世令我意识到，我无法为另一个人的人生负责。”
李君曾在2015年和去年两次堕胎，她的三个姐姐都有堕胎的经历。李君说，堕胎在社会上仍是禁忌话题，但在年轻女性之间普遍被接受。“偶尔闺蜜之间会有人说要去‘动个小手术’，大家自然就会明白，她是去堕胎。”
女性对堕胎接受度高 被视为一胎化政策遗害
中国19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堕胎议题持续受国内外舆论争议。中国女性对堕胎接受度的提升，被视为一胎化政策遗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问题。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以中国官方数据计算，中国前年的堕胎率高达42.7%；而日本、新加坡、美国、和以色列2019年的堕胎率只有8.8%至15.3%。
高堕胎率连带导致中国出现高不孕率，1980年代初期至2020年，中国的不孕率从1%至3%，增至18%，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中国也已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堕胎产业；易富贤举例说，中国虽然严厉打击出生性别鉴定，但长期以来出生性别比高达120%。即便到了2021年，这个比率还是达到112%，正常比率应该是102%至106%。这凸显出，非法堕胎并不罕见，中国的堕胎率将难以通过政策调控。
易富贤也指出，经过半个世纪的计划生育宣传，中国关于生育的价值观和生命的道德伦理底线已经被破坏，“很多人将堕胎视为儿戏，与感冒一样对待”。
易富贤的观点，反映了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国堕胎现象的批评。但在李君看来，堕胎并不是轻视生命；正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现实的理性认识，才不能在无法提供良好家庭环境的情况下生孩子。
产假增加 却带来职场歧视担忧
中国的鼓励生育政策持续和女权议题发生碰撞，一些地方政府去年出台增加在职女性产假的措施时，一度引发女性可能在职场上受歧视的担忧。此次围绕干预人工流产的争议，也引起有关女性生育自主权的讨论。
陈欣桐（化名，27岁，行政员）虽然不排斥结婚生子，但反对政府干预未婚女性人工流产。她认为，女性对生育应该拥有完全的决定权，“因为子宫长在女性身上”。
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沈秀华指出，中国在一胎化政策下曾对女性的生育采取高强度的干预，这段历史并不遥远，年轻人也多少曾听闻相关的故事。如今出现新一波催生政策，年轻人再次感受到政府可能对女性身体进行干预，这激起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恐惧感，“因为人们不确定政策实行下来，强度会到哪里”。
至于中国该如何解决生育和女权之间的矛盾，沈秀华认为前景并不乐观。她认为，政府很难改变人们对生育的看法，因此政策可能会“越来越强制”。
易富贤则提醒，中国过去的人口控制政策令人口问题“千疮百孔”，必须进行联动性改革，补齐每一块短板，才可能提升生育率。光是严厉限制堕胎，会适得其反，甚至会引发其他的社会危机，比如一些妇女可能因非法堕胎而伤害健康，甚至丢失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