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释永信少林风波路】③大修少林一遇危机
（特约记者郭清媛）在的精心操持下，随着他登座方丈，的海内外影响力也达到一个历史高度。但在释永信看来，少林寺彼时已具“天下第一寺”之实，却无“天下第一寺”之貌，尤其让他无法忍受的，是杂乱不堪如同龙须沟般的外部环境。
1980年前后，少林寺只有28亩土地，被划入登封县郭店大队第23生产队。释永信1981年入寺时，在当地村民的印象里，是一个流着鼻涕、手拿杆子放牛的小和尚。当年曾在少林寺东墙隔壁住的一位张姓村民告诉财新记者，他很喜欢烧野味吃，少林寺有很多鸽子，张某经常拿着气枪去寺院打鸽子，面容青涩、身着粗布青衫僧袍的释永信总会跑出来喊“快走快走，寺院不能杀生”。
少林寺周边两个行政村的村民，祖上从光绪年间就住在寺院周边，成为少林寺的佃户；建国之后经过土改和文革，少林寺僧人又被编入生产队。长年累月，周围的村民中有少林寺还俗的僧人，更有不少乡里乡亲成为少林的居士。
少林寺红火热闹起来之后，周边的村民也多了赚钱门路：在少林寺外的古树旁扯个帐篷生个火，就能做烩面，一个月能赚千把块。少林寺门口那条小溪上，架起了一座座简易的小桥，桥那头，卖饭的、卖菜的、卖各种杂货的简易帐篷到处都是。
久而久之，这些临时店铺固定了下来，形成了少林寺商业街。周边住户把瓦房拆掉盖平房，平房拆掉盖楼房，少林寺的配殿、厢房等古建筑群都淹没在寺墙外农民盖起的四五层小楼中。众多武校也应时而起，大大小小三四十家。紧接着，少林寺旁边建起了电影院和卡拉OK；埋葬僧人的塔林旁边树林里，拉了一张铺天大网，里面是各种鸟，被称为百鸟林；少林下院十方禅院旁边，则盖起了游泳池和溜冰场。被商业街包围的少林寺，山门内的晨钟暮鼓和青瓦墙外的叫卖、流行歌曲声此起彼伏。
张姓村民回忆说：“那会儿的少林寺附近，到晚上比现在的登封市区都热闹。”
“乱得不忍心看。”释永信对财新记者掰着手指头数，“当时在这个狭窄的小山沟里面，竟然有30多家武校，两个行政村，公安、工商、邮政、消防等都在少林寺附近设立办事处，数不清的商铺，将近两万多人，而少林寺的常住院里面不到100个僧人。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少林寺的生存环境、文化空间几乎都没有了。”
电影上映前的少林寺，尽管破旧，但还清静；少林寺出名后，不但是破旧，还添加了杂乱，“佛门应有的清静看不到了”。“我担心的是，如果少林寺在嵩山的空间没有了，那么少林寺在中国、在世界的空间也将会失去。天长日久，谁还愿意到你这个又脏又乱的地方来？少林的文化牌还怎么打？人们不禁会问：我们心中期望看到的‘深山藏古寺，碧溪锁少林’的佛教圣地在哪里？”释永信明白，不是将少林寺搬出去，就是请当地群众搬出去，“否则，少林寺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
释永信决意依靠政府力量，推动少林寺景区拆迁改造整治工程——确切的讲，就是把少林山墙外方圆五平方公里的商业街、武校和村镇拆除，把老百姓搬到山下去。
释永信知道自己会点燃一个火药桶，但从他的立场看，就是“在现今的宗教政策下，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是等不来的，没有谁会白白送给你。等待只会贻误历史机遇，甚至会葬送少林寺乃至佛教的未来”。
1999年释永信接任方丈那一年，河南省政府发布了一份关于加快郑-汴-洛沿黄旅游线发展的文件，确立开发郑州、开封、洛阳及三门峡沿黄旅游线，简称“三点一线”，突出古都、名寺、祖根、功夫特色，该文件要求所地方政府要对本地影响旅游发展的各种问题进行一次统一排查。
释永信抓住了这个机会，主动向政府表达他的构想和诉求。他自己找设计单位做拆迁规划图，给相关政府部门的人员每人都送一本。
“当时我找到郑州市的领导，领导理解我的意思，但从整体上看，各方面准备都不足，他们见我积极性那么大，在跟我讲清困难的同时，对第一批动迁提出了一个方案：郑州市出三分之一，登封市出三分之一，少林寺出三分之一，总预算900万元。”
第二天，释永信就把300万元打到了政府账上。“当时少林寺账上的钱不多，打给政府300万后，只剩下几十万了。”他在寺里开会统一思想，反复强调，拆迁是头等大事，拆迁成功不成功，关系到少林寺能不能传承下去；寺里的任何事，都得为拆迁让道；现在不拆，以后再拆的机会就没有了。
2000年8月，登封市召开少林寺景区拆迁动员大会，称为了打好“嵩山旅游牌”，对嵩山少林景区进行一期整治工程，在两个月内拆除273个有碍观瞻、与景区不协调的建筑物，以迎接“十一黄金周”的到来。
“当时我外表平静，但内心焦急。”释永信承认，可能是自己催促得太紧了，政府有关部门在没有拆迁方案也没有安置方案的情况下，就开村民大会说要拆迁。“几个工作人员拿着小铁桶，里面装着石灰水，见房就写一个‘拆’字。老百姓说你干啥，凭什么拆我房子，这些部门的人就说，是方丈拿钱让我们拆的。”
于是，方丈室被老百姓团团围住。“又是吆喝又是骂，连续有一个月时间，天天围着山门来闹。”十多年后，释永信记忆犹新，“从少林寺大门口到塔林，都是我的大字报，看情形马上就要针对我开批斗大会了，算是给我补了一次‘文革’经历。”他会反复说起当年寺院门外的大字报，但只字不提大字报内容。财新记者一再询问，他也只是眼目猛一低垂，用又轻又低的声音说，“什么难听写什么，能想到的难听话都有”。
张姓村民也记得很清楚：大热天的，大家火气大，扯着写有“释永信滚出少林寺”之类的横幅，从山门排到塔林。“有人跑去堵山门，也有人冲进寺院。吃饭时候，拿起馒头往方丈室砸。”
闹得最厉害的还是当地的武校，毕竟他们是相关利益损失最大的人。让释永信难过的是，其中不少人原来是少林寺在家弟子，他们同样也不理解释永信为什么要这样做，“眼前利益受到冲击时，哪怕是我帮过的人，甚至我救过的人，最后都反目为仇了”。
一位接近少林寺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就是那次拆迁后，开始有人寄告状信，说释永信嫖娼、包二奶生孩子。
尽管有思想准备，但释永信没想到来势这么凶猛，说到这些往事，释永信昂扬的语调中难免夹带出叹息声，“那段时间，群众不理解我，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干部也不理解我，好多人在旁边看笑话。最后到什么程度？政府官员不管，公安人员不管，整个都在看少林寺被人围攻，看我被人取笑”。
头一次遭遇巨大危机的释永信，并不如今日一般从容。刚有手机的他都是到晚上11点之后才敢开机，一般电话更不敢接。他自觉两面作难：少林寺方丈一不能得罪当地群众，寺庙和群众不和睦就无法生存；二不能影响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你要发展，没有政府的支持，也难以实现。
释永信事后总结道：“1999年8月我成为少林寺的方丈，但这种喜悦之情转瞬即逝，接踵而来的，却是不断的烦恼。这也验证了佛法所说，烦恼即为菩提。世俗人生的一辈子，就是苦，苦是苦，乐也是苦。”
2000年第一次拆迁没有成功，但是释永信不死心。次年郑州换了新的市委书记，他又跑去要求政府配合拆迁。前前后后当地政府陆续投入1.28亿元，到2002年，不足三平方公里的少林景区里，还有700多家商户，人口密度依旧在每平方公里两万人。
“尽管难，每天看到各地的游人既充满希望又感到失望的神情，我从中又找到了一些动力：少林寺不光是我们这一代的，也是属于子孙后代的；也不仅仅是当地群众的，而是属于全中国、全世界的。”释永信认为，还得把事情尽量说清楚，为何要拆迁，如何传承好宗教文化，如何解决好拆迁群众的生活，如何落实拆迁的资金来源……“话很难说，事情难做，但还得用智慧巧妙地去说、去做。方向对的事为什么要放弃？”
2003年“非典”过后，在“三点一线”工程推进的倒逼下，再加上一位中央领导前来视察，在听取释永信汇报后要求当地政府加快整改，大规模拆迁终于启动。规划核心区内的所有民宅、商业门店及其他不符合景区规划的建筑物全部拆除。当时，登封市园林规划部门透露，该项目将耗资1亿元。释永信在其回忆录中称，登封市政府出面成立公司，去银行贷款，用门票抵押，在拆迁的过程中，还给登封修了几条路，修了两条街。
财新记者通过查阅资料以及访谈当年参与规划的政府官员得知，省市政府为发展少林寺旅游，先后规划郑少、洛少两条高速公路和四条景区旅游公路，以及两条步行登山通道。为配合这一修路工程，登封市国土资源局又征地5355亩，涉及9个乡镇（办事处）37个村；为保护景区自然景观，登封市国土资源局取缔无证非法开采矿山和矿产品加工经营单位64家，并与市工商局联合下发通知，明确规定少林旅游区内严禁任何矿产品经营活动。
根据《嵩山少林景区拆迁建设宣传提纲》记载，对于被拆迁居民的安置办法，是“采取给付安置补助费的办法，保证被拆迁居民户今后的生活无忧”，“对符合拆迁进度要求的，以每人每年3000元的标准给付安置补助费后，由其自主择业，安置补助费连续给付30年，标准不变。”一份《少林景区拆迁安置分包责任一览表》也显示，与拆迁工作并无过多职能联系的登封市人大、政协以及各国有企业，都分包有少林景区拆迁安置“责任田”。
但是还有很多村民拒绝离开。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为抵抗拆迁，有当地村民试图喝毒药自杀，也有村民跑到山上住山洞，273户农民把登封市政府推上了被告席，曾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过。
尽管认为释永信是“麻烦制造者”，当地政府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还是对其坚持毅力感到佩服。“永信怕事那还是永信吗？”他认为，释永信一入寺就跟着师父释行正去县里、市里、省里甚至中央告状，释行正个性刚烈，永信当年没少受影响，“入寺十几年，修大殿、争门票、争商标、打官司，哪一项工作释永信都会为少林寺争取点啥权利”。
2005年春，少林景区拆迁最终完成。当地官方媒体报道称，“经过拆迁改造及少林寺整修，少林寺景区旅游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郑少、洛少高速公路相继通车，极大地改善了登封的旅游交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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