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肺癌晚期活了8年 要把卖房钱送给主治医生|肺癌|卖房钱|主治医生

　　原标题：肺癌晚期活了8年 最后时刻 老人要把卖房的钱送给主治医生

　　哈罗德·布鲁姆说：“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所幸大部分人，都会在此之前和爱与陪伴相遇。也有终生被孤独选择的人，在人生最后时刻相遇爱，夜里点亮微光。

　　3月6日，周一，小雨。重庆肿瘤医院肿瘤内科15楼，这个楼层一部分是姑息治疗区。姑息治疗翻译成白话就是让患者“活得好+尊严辞世”，姑息治疗关注“死亡的质量”。

　　34床，84岁的杨希贤肺癌晚期，在这里已经住了几个月，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孑然一身。老人只剩下两颗门牙，说的话有一半要靠猜，但他很清晰地说：“我晓得，我可能也就（剩下）个把月了……”

　　他想把卖房子的钱全部给他的主治医生田玲；他最后的心愿是想回一趟铜罐驿的老房子，他怕欠医院的钱自己走了没法还；他跟田玲说，他想再下地走路，再走回冬笋坝，再去挖曼陀罗花，再送给她。

　　[孤独]

　　他可能独自一个人过了半个世纪

　　周一的上午是病房最忙的时候。医生、护士、护工、家属，每个人走路都在小跑，每个人语速都翻了一倍。杨希贤在病房最里面靠卫生间和窗户的位置。

　　查房时间，一圈医护围在床前。主治医生田玲跟余主任悄悄耳语。周日开始，老人特别不舒服，吃不下东西，头昏，给他上了心电仪，各种管子穿进衣服，贴着在他的胸上，像捆着绑着。

　　疾步离开的医护们带起一小股风，风落下，病房安静下来。我坐近他，要把耳朵凑很近，听他断断续续说，有时一个词，有时半句话，有时是邻床男子的补充，有时他半睡，冒出梦呓一样的叹息。我一点点拼出他残破的人生一角。

　　巴南区铜罐驿冬笋坝，重庆罐头厂，杨希贤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即使住院，他的包里都带着一听梅林午餐肉罐头，也不吃，就是给大家看看。邻床男子说，老人状态好的时候，会跟病房的其他家属说：“这是我们厂生产的罐头，上海梅林贴的牌子。”梅林午餐肉是重庆人吃火锅的爆款单品，老人手里这听罐头，像一枚亮闪闪的勋章。

　　他住在厂里分的单身宿舍里，就是那种老式筒子楼，单间配厨房。没有人具体说得清楚他哪一年离婚，现在50多岁的这辈人从记得他开始，就看他是一个人。我问他单身有50年了没？他说：“嗯”。

　　半个世纪，一个人怎么过？吃饭就是食堂，或者他侄儿媳妇说的周围小馆子，比如他念念不忘的董豆花；衣服扔给洗衣机；不爱看电视；跟筒子楼里老少单身汉闲来闲往；四处逛逛，看看花草。老人半闭着眼跟我嘟哝了一句：“最近几年，早上起来总觉得冷，要烤烤火……”漫长的50年，一个人的路也许是越走越凉。

　　他随身带一个锈迹斑斑的红色铁皮眼镜盒，盒子里贴着一张小纸片，写了十几个人名和电话，都是侄儿、侄媳妇这些亲戚，还有田医生。

　　没人的时候，他就从床头柜的小抽屉拿出来，端详这些电话，什么都不说，就是盯着看。我问他要不要打给其中一些人随便聊聊，他摇头：“不打，没得意思，没得啥要说的。”

　　病房里年初进来的病友说，这几个月，见他其中一个侄儿媳妇来过两次，每次带些炖的汤，没见其他人来过。

　　中午11点半，这个侄儿媳妇来了，带了一盅萝卜炖猪脚汤。老人想让侄儿来，说是有事情要交代。侄儿媳妇说：“他在合川给人做装修，走不脱”。我问她平时忙不忙，她说：“孙子上幼儿园，每天要接送，我也是53岁的人了，也要照顾一家人。”

　　最近这8年来，老人反复入院出院，一个人交费，一个人办手续，一个人离开又回来。有时候，医院一趟电梯一等就要十几分钟，他一个人靠墙站着等。

　　[信任]

　　他想把毕生积蓄都交给田玲

　　患病这10年，他见得最多的人，是主治医生田玲。

　　田玲30多岁，小小的个子，晶莹剔透的皮肤，话音细细的，乍一看，是个实习医生模样。2009年10月，杨希贤来看病，就此开启了一段田玲的职业生涯里最撕扯揪心的情感。

　　当时老人已经在其他医院看过，医生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直接告知老人真实的病情是肺癌晚期，但老人大致猜到了。田玲就是那个选择说实话，让靴子终于落下来的人。老人心安了，信任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他觉得自己的知情权被尊重——他想要知道得了什么病，还能活多久。

　　田玲说，一般这个年纪这个病情，也就1年多吧。那句话说完，到现在，已经快8年。

　　两人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以至于一个独居半世纪的老人，会想要把自己卖房子的钱，自己这辈子全部的家当都给医生？

　　田玲自己都觉得意外：“我想不起什么惊人的事迹。”

　　跟他们在一起一天，其实很容易就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