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成：简约公屋揭示港府管治危机

早点

港澳突搜

香港新一届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上任以来不断触碰社会“老大难”问题，并提出一系列针对性措施，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认可。然而，近来官方未顾及细节问题就匆促推出某些政策，也暴露出本届政府在管治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这里说的是“简约公屋”。九七后住屋成为香港社会的头等问题。特首李家超在去年10月的《施政报告》中提出简约公屋计划，锐意以标准简约设计快速建成3万个过渡性质的简约公屋单位，协助基层市民尽快搬离环境恶劣的住所。

对基层家庭来说，这项计划宛如及时雨，心里当然是万分高兴和支持的。但另一边厢，简约公屋的昂贵造价问题也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议。简约公屋属于临时性质，可开支竟然要260亿港元（44亿新元）。若以每个单位计算，每月成本比得上巿区旧屋苑的小两房单位租金，难免令人质疑公款严重浪费。

有关问题尚未释疑之际，港府日前敲定八个选址，兴建简约公屋，其中一个位于启德世运道，又掀起另一个风波。原来，港府原本把这块地皮用作为核心商业区。区内居民纷纷批评官方事前没有就项目咨询地区人士，亳不尊重民意。他们也质疑若官方在此兴建简约公屋，会削弱这里发展成香港第二个核心商业区的概念，于是纷纷发声反对。

不过，眼下香港立法会已经是由建制派全面主导。虽然围绕启德发展简约公屋项目，社会上涌现许多反对声音，立法会工务小组上星期仍然高票通过简约公屋的149亿港元首轮拨款，财委会将进一步讨论审批拨款。一般相信，简约公屋大概率会如期推进。

时隔多天，围绕简约公屋计划的大大小小争议近来已经逐渐暂告平息。但无论如何，事件也揭示出港府在管治上存在着不少挑战。

一直以来，香港的政党可以粗略分为建制派与民主派两大阵营。民主派长期依靠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理念来号召民众质疑当权者。香港建制派阵营由于欠缺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去打动人心，在过去20多年往往处于捱打局面。

2019年反修例风波过后，北京官方先是制定《香港国安法》，后又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促使香港的政治形势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香港近两年逐渐从“由乱到治”，进而走向“由治及兴”，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以往的意识形态斗争转变为内部矛盾，即不同阶层的冲突。

以这次简约公屋风波为例，香港的土地及房屋长期供应不足，大量市民蜗居于狭小的劏房之中。基层人士大力支持官方兴建简约公屋。不过，逾万个简约公屋户进驻中产住宅区—启德区，将会影响当地楼价和公共空间等，自然引起了区内中产阶层强烈不满。

启德区的中产阶层家庭担心，自己靠辛苦奋斗多年积攒来的优质生活环境，日后会被住所附近的简约公屋破坏。令他们最为恼火的，是部分基层群体动不动就站在道德高地，要求中产阶层让步，破坏了香港社会一直推崇的公平和自由市场精神。

早些日子，启德区内多个屋苑的一些居民就发起街站签名活动，反对在启德世运道兴建简约公屋，至今已收集到数以万计的签名。部分居民代表声称，正接触律师研究申请司法复核。这起事件发展至今，已将基层和中产推向了对立面。

在事件中，建制派政治人物也不幸被夹在中间。譬如该区的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原本提出举办集会游行反对启德选址，之后和官员见面后，又改口称释除了疑虑并取消游行，结果闹得两边不讨好，民望大跌。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此次简约公屋争议显然不是孤立事件。随着泛民势力消声匿迹，类似的民生问题，以及衍生而来的不同阶层或行业的矛盾，在日后恐怕还会不断重演。

譬如，近日香港与大陆全面通关后，两地交流增加，受到了香港商界欢迎。但随着香港一些地区开始出现零星水货客，一些港人也开始冒起排斥大陆旅客的情绪。如何平衡两个不同利益集团的权益，将极为考验港府的功夫。

事实上，过去三年香港经济发展欠佳，但港人考虑到疫情因素，并没有对港府有太大的不满。可今年疫情过去后，社会各界对港府管治水平的期望值上升。这意味着李家超政府今年必须做出比去年更出色的政绩，否则民望很快就会大幅下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