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晶：“非洲新加坡”吉布提的前景
时事透视
全球经济仍笼罩在冠病疫情的阴霾之中，新加坡企业在非洲推展的项目反倒是愈加增长。根据新加坡企业发展局的资料，2020年在非洲促成的企业项目同比增加了20%。
相对中国以国企投资基建的战略不同，新加坡在非洲的投资项目基本以在电商、金融科技、医疗保健、贸易等领域的私企为主。在2021年非洲－新加坡商业论坛上，新加坡企业和非洲伙伴签订的18份合作备忘录中，几乎一半的内容与科技相关。
与此同时，非洲东部小国吉布提（Djibouti）寻求藉中国资金打造一个“新加坡”。因为“一带一路”项目，中吉开启了深入合作，中国在当地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中国招商局集团在2018年透过吉布提政府，在后者强制收回DP World的吉布提港多哈雷货柜码头独家经营权后，顺利接手码头的经营。中国也在该港口设有军事基地。
多哈雷货柜码头的司法纠纷一直持续至今，尽管DP World今年7月第七次在一系列法院和仲裁中胜诉，在国际上也对吉布提政府和招商局集团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但双方对此均毫无表态。这项纠纷也反映了吉布提不透明不完善的法治和投资环境。
虽然被媒体贴上了标签，吉布提是否真的有望成为“非洲新加坡”呢？
新加坡是扼守马六甲海峡南端出口的重要小岛，新加坡港也因为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道，成为国际著名的转口港。吉布提同样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位于非洲东部亚丁湾西岸，东临红海，许多商船会经由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来到曼德海峡，是扼住红海出口的要塞。但与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加坡不同的是，吉布提不仅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工业、农业基础又薄弱，而且最致命的是贪污腐败，以及缺乏完整法律体系。
吉布提人口由两大种族组成，索马里人占60%，阿法尔人则占大约35%。从1977年吉布提的首次议会选举以来，索马里人始终掌握着多数议席。在第一任总统哈桑古莱德当选后，政局逐渐演变成独裁制。由于一党独大，阿法尔族被边缘化，导致了两族关系剑拔弩张。
在20世纪末，随着矛盾进一步升温，阿法尔族爆发了武装起义。这场内战持续了三年，给吉布提带来了灾难性的损伤和内耗，尤其在经济方面更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新加坡虽然自1959年取得自治地位以来，一直是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并以压倒性多数控制着议会，但至今政治稳定。
此外，我们必须承认，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只因它优越的地理位置，更是因为政府对贪腐零容忍，以及强大完整的法律系统来推动经济发展。最关键的一点是，新加坡经济的推进并不只让官员与商业精英从中谋利，而是让全体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显著的提升。
反观吉布提，几乎可以说是贪污腐败的培育皿，尤其是司法贪腐。根据透明国际所颁布的贪污感知指数，吉布提排列全球第142名，显现了当地腐败状况的严重程度。吉布提不透明的法律与政治制度，使得当地官员滥用公共权力谋私利的个案层出不穷，此外，吉布提近年来获得的外资，并没有用来提升居民的生活环境。
这不仅让吉布提维持11.6%的高国民失业率，还导致将近40%的居民仍生活在极度贫穷中。吉布提要想成为“非洲新加坡”，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去打造一个透明、廉洁的政府，整顿陈旧的规章制度，为其国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与环境。倘若吉布提无法意识到这一举措的重要性，很有可能沦为一个被金钱操纵的国度，且国民生活苦不堪言。
由于吉布提自然资源匮乏，港口服务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0%，吉布提港及周边配套设施相当于该国经济命脉。相比起吉布提，新加坡是一个更加多元的经济体，并不单纯依赖港口服务业。
从1970年代开始，新加坡已经逐渐摆脱仰赖转运港口贸易的局面，开始往密集型工业，高科技、炼油产业等发展。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也致力于发展旅游业，可谓是全方位开花。
吉布提其实非常迫切需要外来投资，但由于其国内投资环境仍不够健全，导致投资风险一直居高不下。再加上前述DP World被迫放弃在该国投资项目的前车之鉴，让不少外资望而却步。这也让中国有机可乘，成为吉布提最大的债权国。
根据《财新周刊》报道，2018年中国在吉布提的投资项目将近14亿美元，相当于吉布提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5%。随着冠病疫情对该国的影响，吉布提更仰赖外资。这也使得吉布提的外债情况如滚雪球一样不断膨胀。虽然新加坡一贯的经济发展政策是积极争取外来资金，但是得益于本身完善的规章制度，让外资有效推动发展。
综上所述，吉布提和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有相似之处，但和新加坡相比，吉布提则仍然在襁褓之中，需要充足的时间、资金和透明完善的规章制度，才能逐渐改善国家地位。
更重要的是，吉布提必须先整肃其腐败不堪的政府，减少公权力被滥用的情况。假使吉布提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积极改革其政治生态和法律制度，保持并善用自己东非港口的优势，吸引外资和改善国内环境，且多方面发展港口服务业以外的产业，吉布提并不是没有机会成为“非洲新加坡”，只不过这条路目前看来还是有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