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峰：香港不需要拼爹资本主义

来源：香港01新闻

作者：邓峰

11月10日，香港特区政府发表《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宣称在政府政策介入后，去年全港贫穷人口降至553,500人，较2019年减少88,000人，贫穷率下跌1.3个百分点至7.9%。所谓的政府政策介入，包括以综援为代表的恆常现金项目、以发放一万港元现金为代表的非恆常现金项目和以公屋为代表的须经济审查的非现金福利。考虑到非恆常现金项目并非常态，每年政策力度又未必一样，去年特区政府政策介入换来的减贫效果未必能够持续，那些脱贫的人有可能再次返贫。

依据《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的统计，若没有考虑政策介入措施，去年香港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分别为1,652,500人和23.6%，新增贫穷人口近半来自失业住户。23.6%的比例，意味着香港每四个人中，可能就有一个人生活贫穷。这是非常惊人的数据，所幸的是，在港府政策介入后，贫困情况有明显缓解，但依然严重。

香港社会的严重贫富分化情况，由来已久，早在港英殖民时期就已经比较严重，而回归后继续恶化，积重难返。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係数为例，特区政府每五年公布一次坚尼系数，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当时为0.539，创45年来新高，明显超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警戒值0.4。据彭博社2016年的报道，香港十大富豪总家产相当于香港GDP的35%，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第一。

在资本主义秩序下，一个人的自由、尊严、幸福与经济收入息息相关，富人可以奢华享受，过自己嚮往的生活，穷人却贫无立锥之地，苦苦为生活挣扎，梦想往往是一种奢想。自殖民地时期便是“官商共治”的香港尤其放大了富人和穷人的差距，富人可以坐拥半山豪宅，享受远超普通人的自由、便利和服务，但穷人却像盛世蝼蚁，活得艰难、憋屈，生活空间逼仄，甚至一些人只能栖身于劏房、笼屋。自由本该是所有人共同的自由，但在今天香港，自由在更多时候只是富人的自由。

在长期的“官商共治”结构和日积月累的贫富分化加重趋势下，香港贫富鸿沟已经日益固化，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富裕和贫困越来越取决于代际传递、财产继承而非个人奋斗。

前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现任香港大学冯氏讲席教授的陈志武曾在接受内地媒体《财经》採访时说过，“香港社会的阶层结构太固化，跨阶层流动的空间太窄”，“纵观今天大家熟悉的香港公司和品牌，无非就是滙丰银行、渣打银行、国泰航空、长江实业、嘉里集团、太古集团、怡和集团等这些老名字，都是几十年前留下来的‘老香港’，没有新创的大公司，这本身就告诉你这个社会的‘钱’早就固化在少数世家的手中，草根只能继续做草根”。

之所以会这样，陈志武解释称，“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这个社会里赚钱的机会都由少数世家牢牢垄断”，“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的确容易，但你注册新公司之后，几乎只有那些竞争得无钱可赚或者只有做苦力活的行业才对你开放”，另一方面原因是“香港人口少，于是，商界、政界、学界和社会精英几乎相互之间都是朋友，甚至即使不是血亲也会是姻亲，会相互关照保护；尤其是，香港精英社会是通过排他性的私人俱乐部、会所来运转的，如果你进不了这些俱乐部，你就无法进入精英阶层，而如果你无法被精英阶层认可，你就难有机会得到那些赚钱的特权”。

香港经济体系一直以自由资本主义著称，曾连续多年被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从贸易进出口政策、关税政策、外汇政策和“积极不干预”的经济调控基本特徵来说，香港经济的确非常自由。但从企业竞争的维度来说，面对具有垄断优势的少数大资本、大企业和世家，那些新兴企业、普通创业者，又有多少自由可言？自由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公平地自由竞争，以最大限度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在香港，过去多年，少数大资本、大企业和世家牢牢佔据垄断优势，能在相当程度上让政策的制定符合他们的利益需求，时而久之，香港经济愈来愈依赖于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掌控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和地产业，新兴产业难有出路，经济活力不断被抑制，发展越来越僵化，增长愈来愈乏力。某种程度上说，香港经济早已背离自由资本主义的初衷，自由竞争名存实亡，导致“拼爹资本主义”大行其道。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曾写过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书中通过对18世纪以来欧美财富收入数据的研究表明资本收益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劳动收入，财富的多寡取决于继承、出身而非后天的努力、劳动，这将严重威胁西方的发展和民主社会。皮凯蒂的观点被一些人形象而又尖鋭地概括为，资本主义世界正退回到拼爹资本主义。

相较于欧美，香港的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更为严重，拼爹资本主义的情况更加突出，不仅已经成为香港创新、发展的重大阻碍因素，而且不断侵蚀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公平正义。香港是所有香港人的香港，而非只是少数大资本、大企业和世家的香港，香港的发展应该让所有港人都能分享红利，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非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在香港开埠以来的崛起过程中，一些大资本、大企业和世家曾发挥过重要推动作用，也因此获得巨大的财富，但不妨设想下，如果50年前甚至100年前，香港就已经像今天这样阶层固化，今天的那些大资本、大企业和世家，当初还有机会吗？凡事应该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今天的那些大资本、大企业和世家在崛起之前不愿看到香港阶层固化，那麽当自己崛起为香港最大利益集团后，应该明白今天很多普通港人同样不愿香港沦为拼爹资本主义。

一个社会是由一群人组成的，大家结群而居，固然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人们的认知往往纷繁複杂，但归根结底大家都是希望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希望社会在自由、平等、正义等不同价值追求上更加均衡合理，不然的话，总是由少数利益集团垄断红利，多数普通人难以看到希望，社会稳定注定难以长久维繫下去。

陈志武说：“如果要让香港经济重现活力，就必须从立法和行政角度允许竞争、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格局，鬆动社会阶层结构，让家庭出身不再是创业致富、更不是做官的通行证，给草根阶层带来希望，也给经济开道。”诚哉斯言，拼爹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异化、堕落和末路，香港不需要拼爹资本主义，香港需要改革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打破利益结构的樊笼，推动公平正义，给更多人以希望。